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既互相呼应又互相区别的两重内涵。
就理论层面而言，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团，可是，它又是无可回避，不能置之不理的谜团。在新中国文学50年的各个阶段，它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许多年里，我们所习惯的、代表了现实主义的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就是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所规定的，“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和文学的复苏，“伤痕文学”的兴起，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也再次形成一次高潮，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它的暴露黑暗和批判现实的功能应该怎样发挥，发挥到何等程度，等等，成为这一次论争的焦点。进入80年代，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纷纷涌入中国的时候，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此起彼伏、互相替代，还是相生相克、互为补充，是否需要把现实主义文学扫地出门以迎接现代主义文学的到来，在文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到90年代，先有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讨论，后有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评说。总之，现实主义问题，就这样地成为每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却又是最终难以说清楚的话题，即使是以为已经说得很透彻，已经可以一劳永逸地“照既定方针办”了，一旦遇到新的风吹草动，它就诱发人们再次言说的欲望和需要。
然而，事情还有它的另一层面。既然说，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具有这样多的先天的和后天的缺憾，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及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这不能不说到社会现实的需要。前面说过，20世纪，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理论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过向世界各国学习，向世界各国的优秀思想家学习来的，既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也不是在中国土壤上自发生长自然扩散的。这种从别处得来的理论，从他国学来的观念，都是要依靠包括作家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向人民大众进行传播和灌输的。而且，在进行思想灌输的时候，要让文化程度普遍水准低下的众多人口都能够接受之，文学艺术就成为最直观最普遍的传播媒介。中国的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是非常看重文学艺术的这一重要功能的。从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到左联时期的“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提倡的从工农兵中间来，到工农兵中间去，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无不强调文学与民众的亲和性，文学反映现实的必要性。
因此，文学在创造艺术形象、提高民族审美水平之外，也不能不承当起开启民智、发蒙解愚的使命，而且常常把后者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上。鲁迅先生当年愤怒地鞭挞“瞒”和“骗”的文艺，大声疾呼“要睁了眼看”；看什么？直面渗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看有价值的人生的毁灭，看无价值的人生的空虚，呼吁民众起来改变这不合理非人性的社会现实；鲁迅先生自己，就是要画出国人的灵魂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砸碎那窒息生命、麻痹灵魂的“铁屋子”，放年轻人到生的地方去。在荆棘丛生中踏出一条生路来。一句话，就是要通过文学作品，展示现实，改造现实。这就是鲁迅开创的新文学的方向。从此以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格外地紧密，用文学的方式，展现现实的生活图景，帮助人们认识自身的真实处境，激发他们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我的变革热情，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使命，成为中国作家的基本使命。而且，时至今日，我认为这一使命并没有过时。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相互缠绕错综复杂的文学现实。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形态的现实主义，在与中国的文学实践结合的时候，产生了种种的偏差和歧义，直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现实主义，它又是深刻地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现实之中，并且产生出许多触动灵魂发人深省的篇章。理论上的某种含混，并没有降低作家拥抱生活、改造现实的热情，相反地，活跃异常、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请想一想本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却激发了作家与时代共命运、与现实共沉浮的敏感和豪情，使得作家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纠缠，由此而赋予现实主义文学以旺盛的活力，常常在自我更新的同时，开辟出文学发展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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